天平因何而失衡
——读杨绛的散文《老王》
□傻正
杨绛将自己翻译的一首小诗放在她的《杨绛散文》开篇，作为卷首语。这首小诗是兰德的《生与死》：“我和谁都不争/和谁争我都不屑/我爱大自然/其次就是艺术/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/火萎了/我也准备走了”。杨绛老人借兰德的这首诗歌，道出了自己对待生死的态度：生命之旅当不争不抢，爱己所爱，借火取暖，随心任性，处之泰然。
然而，在对待一个车夫——老王的死亡时，杨绛却未能像面对自己一样淡定，而是感到无边的痛楚与愧怍。初读《老王》这篇文章的人，多数会有这样的疑问：这种愧怍从何而来？难道是杨绛的矫情之作？
写《老王》这篇文章时，杨绛已经是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了。这样一个饱经风霜的睿智老人，顺着斑驳的记忆之桥，她回去探询的是什么呢？多年以来，是什么东西让她耿耿于怀，而有了写出这篇文章的冲动呢？
老人提笔开篇，很寂寥，她说：“我常坐老王的三轮。他蹬，我坐，一路上我们说着闲话。”多么淡雅的开头，只隐约一个情景——“他蹬，我坐”——既没有同我们讲那时的石板路，也没有讲车轮颠簸所发出的咯吱声。回忆的开始，只是一些絮絮叨叨的闲话。
然后，杨绛开始悄悄地铺设人物的信息：非常孤独，没有亲戚，也没有行当的归属和认同；瞎了一只眼而遭受欺落；寄居荒僻破落的小屋多年，贫穷与孤寂让他对“家”几乎没有什么概念了。
用了四段话对老王这个人物的外部世界进行交代以后，杨绛开始将笔墨转入了人物的内心。既然说到人物的内心，那么在这里，不得不提一下杨绛的丈夫钱钟书，那个博古通今的奇才。
杨绛讲述了与老王相处的几件事：一是老王为他们家运冰，二是老王送钱钟书到医院治病，三是老王为他们家送来了香油和鸡蛋。第一次送冰，老王招揽生意，说“车费减半”，杨绛“当然不要他减半收费”(注意是“当然”)，全额付给他车钱。老王虚晃一枪，揽了活干，多了个赚钱的机会。第二次，老王送钱钟书去医院治病，说“不要钱”，但给了钱，他依然也收下了，没有再推托，只是“不大放心”。第三次，大病之后的老王，送来香油和鸡蛋，说“我不是要钱”，但杨绛说要给钱，他依旧在门口等，拿了钱才走。
这三次都说不要钱，三次都收了钱。收受杨绛一家的好，几乎成为习惯，以至最后一次，杨绛只是转身进屋，老王就知道她要去取钱还他。在行文中，杨绛透过不敢坐三轮，去挤公共汽车和取缔三轮车等事件，暗示了当时社会环境的险恶。在不安的社会里，在贫穷的时代里，一个自身岌岌可危的知识分子对一个独眼穷车夫习惯性的接济，是十分难得的。更可贵的地方还在于，杨绛一家对待老王，并非居高临下的，而是有亲切的“闲话”，有对他三轮板车的调侃，在老王生病时，更没有造作的大呼小叫，而是十分自然地描述说，“就像棺材里倒出来”的僵尸。就如一个母亲嗔怪自己的孩子脏，说从垃圾堆捡回来的。这说明两个人的关系，已经融洽到可以不必讲究客套言辞的程度了。同时，僵尸、白骨、棺材，都是极端冷酷的词汇，用在这里极写老王身体的瘦弱和病重，其实也蕴含了深层的痛惜，并为自己之后的举动提供了一个可以对比的背景——他病得这么重，我怎么会看不出来呢？冷冷的笔调，冷极冷极，本身已经压制了热涌的感情，潜流暗涌，而生活的情态仍在继续，捂着伤口也要把戏继续唱下去，于是，杨绛继续在这一部分保留了原生态的生活气息——那时就是这么发生的，也是这么说话的，谁会料到呢？于是，到后面，杨绛终于严肃起来，收起了脸上温和的微笑，说出自己的愧怍，并说不该“拿钱去侮辱他”。可以说，杨绛此时，内心充满了亏欠。
如果老王不死，也就无所谓愧怍，无所谓亏欠，一切依旧进行，看起来理所当然。换言之，是老王的死，让杨绛的天平开始失衡。是老王的死，让杨绛开始对整件事重新审视，而发现老王不请自来，拖着残躯送来香油和鸡蛋，不同于以往，是具有别样意义的表达。“我一再追忆老王和我对答的话，捉摸他是否知道我领受他的谢意。我想他是真的的。”杨绛在责怪自己未能明白对方的用意，而依然习惯性地用钱和并不温热的话语去回应他。“不过你既然来了，就免得托人捎了”——多么坚决地将对方的真诚当成物品加以交易。不愿意亏欠别人任何东西，要维持彼此天平的平衡，这同时也是一种拒绝，拒绝了别人的表达和赠予。将香油和鸡蛋留下，将钱带走，两不相欠，老王会不会将之解读为一种冷漠呢？不知道，已经无法知道。他死了，杨绛已经回忆不起他最后一面的任何表情，或许是没有表情，只是“一手拿着布，一首攥着钱，滞笨地转过身子”，然后“直着脚一级一级下楼去”。杨绛站在楼梯口，看着他下楼，也只是担心他会不会摔倒。这样下楼去，就再也回不来了。杨绛必定会一再回忆这样的情景，让她“一再追忆”，让她“心上不安”，让她自责并感到深深的愧怍。
文章还有一个疑点值得一提：老王最后为什么还是拿了钱？文章提到老王三次都拿了钱，前两次，不拿钱是不合情理的。这样一个车夫，他必定是穷怕了，他对钱有着深深的渴求，像一条干渴的鱼对水的渴望，他必须每次都紧紧抓住能让自己活命的钱。换一个角度，老王一定默默地领受杨绛一家对他的恩惠，他默默地记取。在杨绛心中，天平一直是扯平的。而在老王心中，他一直是感激的，但他却也只能别无选择地接受，他无法回报什么。他所能做的，是在送冰的时候，多送一倍，是在拿到钱的时候，心中感到“不大放心”，并哑着嗓子追问“你还有钱吗？”他的亏欠感，一定一直持续到自己躺在病床之上，躺在破落的小屋里，望着家里仅存的香油和鸡蛋，寻思着应该做点什么。如果不是这样，是什么力量让老王这样一个将死之人从床上起来，提着微不足道的食物（在他看来已经是最好的），去送给杨绛一家？只有亏欠和感恩的力量让他这样做！这个木讷而老实的人，他来到了杨绛面前。而面对杨绛的执意（“不过你既然来了，就免得托人捎了”），他只能习惯性地顺从。
至于他是如何从家里来到杨绛家，以及如何从这里回去，杨绛没有提，她只说了一句：“我不能想象他是怎么回家的。”这是一片想象的空白，是一个贫苦生命的辛酸和血泪。只是老王像一个没有生命的物体被“镶嵌”在门框里这样的画面，直着脚行走的画面，却一直留在作家心中，撞击着她的善良和悲悯。